律所动态

Law firm dynamics

当前位置>首页 > 律所动态 > 律所动态

修法:不能让被害人诉讼地位“名升实降”

来源: 出处: 作者: 点击量:0

 

 

              修法:不能让被害人诉讼地位“名升实降”

                                                                                                      刘金林

 

6月27日,检察日报与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徐州市鼓楼区检察院共同举办了第五届检察长论坛·徐州会议。与会者围绕“刑诉法修改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一主题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探讨。

北京市平谷区检察院 检察长 张幸民

更新法律理念方能加强保护

对被害人权利保护存在不足主要受长期以来某些思想观念影响:一是在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指引下,我国立法和司法工作中长期奉行“国家本位”的指导思想,把维护一般社会秩序置于首位,突出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对个人利益诉求重视不足;突出强调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被害人被置于辅助性的次要地位;突出强调国家公权力的“包办”作用,被害人参与程度非常有限。二是在立法者和司法者的正义观中,报应刑罚的观念依然浓厚,强调通过惩治犯罪来保护人民。三是受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人权概念、精神损害和人格权损害的物质赔偿等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法治的内容而遭到质疑和排斥。

要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就必须更新立法与司法理念:一方面,必须重新审视刑事诉讼目的,进一步明确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全面、正确理解保障人权的概念,并切实渗透到刑事诉讼全过程中去,以此来设计、完善各项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刑诉法的修改应当借鉴西方法治的一些积极因素,如恢复性司法理念,为加强被害人权益保护提供新思路。

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徐志森

对刑事和解应强化法律监督

刑事和解是一项解决刑事问题的新型方式,通过调停人使被害人和加害人直接面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以被害人利益保护为核心、寻求被害人、加害人合法权益双方保护。它对受害人经济赔偿和加害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的处理虽比较人性化,但最终还是一个法律实施的过程。因此,刑事和解也应当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将自己定位于一个法律监督者,切实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我国现有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检察机关无论在哪个诉讼阶段参与到刑事和解的角色都是法律监督者。很多人认为调停人应当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来充当,除了确保当事人和解意思自治的考虑外,还充分考虑到可以由检察机关对调停过程进行权力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在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行使,不仅要对刑事处置进行法律监督,而且还必须对各阶段经济赔偿和解协议真实合法性及协议履行情况进行法律监督。

安徽省安庆市检察院 副检察长 陈敏玲

国家补偿被害人有法理依据

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法理依据: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一种“国家责任”。犯罪不仅仅是针对个人的一种行为,而且是对整个公共治安、公共秩序的破坏。公民拥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国家对公民负有防止犯罪发生的责任,当受到犯罪侵害造成损害时,国家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实际上是对国家责任的理性回应。

二、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一种“宪法责任”。随着人权入宪,执政理念更加关注民生,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既可以让被害人切实得到法律保护,有效缓解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所面临的生存或正常生活危机,又可以消除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心理上的愤恨,减轻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精神伤害,这是对宪法保障人权的积极回应。

三、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具有现实可行性。从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增强,国家有能力保障对被害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近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给被害人补偿,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困难,同时还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检察院 检察长 潘力

完善立法保障被害人知情权

保证被害人直接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是程序公正的应有之义,其前提是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权。从目前司法实践看,刑事诉讼法有关被害人参与司法活动的规定存在诸多漏洞,比如,侦查机关决定立案后,应当及时通知被害人,对于决定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同样应告知被害人,并说明理由,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对于非被害人直接控告的案件,如他人报案或犯罪嫌疑人自首的,并没有规定侦查机关应告知被害人,这就使被害人无法及时获知案件的进展情况,不利于对其合法诉讼权益的保护。又如,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未规定要告知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这可能会导致被害人对司法公正的误解,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未逮捕的,被害人很可能由于不了解法律,误以为取保候审等于无罪释放,从而导致被害人对侦查机关产生不满或对侦查活动产生抵触情绪,要使刑事被害人真正直接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应当在诉讼程序上尊重被害人的权利,在各个诉讼环节准确、及时地告知被害人参与诉讼的地位、方式及案件的进展情况。比如在立案阶段,侦查机关决定立案后,应当及时通知被害人,告知其相关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对于决定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同样也应告知被害人,并说明理由。

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 检察长 王同庆

被害人自诉权不该限制过多

刑事自诉案件包括三种,一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后两类案件被害人往往无力提起诉讼,因其启动前提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而被害人并不享有调查取证权以提供充分证据,这使被害人诉权成为空谈。为此,在确保被害人及时掌握公安、检察机关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信息的同时,应赋予其无条件限制的自诉权,即被害人无需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只要有证据证明其受到犯罪侵犯即可。在“轻微刑事案件”中,要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调查取证权,侦查机关有义务给予配合;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是证人,有义务提供其掌握的全部证据和资料,并将案卷的所有内容移交法庭。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检察院 检察长 李伟

委托代理制度还应具体全面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享有移送审查起诉、不起诉、提起公诉案件的知情权,但这种规定并不全面、具体。在立案侦查阶段就应告知被害人有委托律师的权利,扩大诉讼代理律师的阅卷范围,允许查阅、摘抄、复制所有犯罪事实材料,使被害人与被告人在这方面的权利得到平等保护,同时对司法机关的以下诉讼活动也应告知被害人:(1)对所有的报案、控告、举报或自首,侦查机关无论立案与否,均应在一定期限内告知被害人,不立案的还应告知被害人不立案的原因。(2)为确保被害人尽快了解起诉案件情况,建议由检察机关在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同时,将起诉书直接送达被害人,并认真听取其意见。(3)人民法院的裁定、判决书应及时送达所有的涉案被害人,并同时在判决书注明被害人上诉或申请抗诉的时限。(4)在执行阶段,应该将案件的判决执行情况及时告知被害人。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检察院 检察长 吕端胜

被害人有参与诉讼的必要性

由于公诉机关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宏观要求与被害人出于个体利益而产生的微观诉求有时不具有兼容性,被害人有参与刑事诉讼的必要性。

1.协助查明犯罪的需要。被害人的被侵害经历,使他们对犯罪事实的揭露更生动、更具体,因而更具说服力。

2.要求惩处罪犯的自身诉求需要。被害人希望犯罪人受到应有的制裁并获得相应赔偿的合理诉求通过参与诉讼得以逐步实现。

3.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给予被害人权利充分的保障,重视、积极地解决其合法诉求,可以妥善化解因为遭受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矛盾纠纷,化解不和谐因素,减少社会对抗。

4.监督公正执法的需要。案件的处理结果关系到被害人的直接利益,被害人的诉权的充分行使不仅可以直接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时被害人还可以对司法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直接监督,从而有效地促进司法公正。

河北省黄骅市检察院 检察长 贾 全

国家补偿具有救济性有限性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由国家和社会给予刑事被害人以经济补偿,以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一项制度。建立国家刑事补偿制度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国家不是对所有的刑事被害人都给予补偿,而只限于因犯罪行为造成死亡或者重伤、残疾的,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且加害人不明或加害人无法赔偿等情形。

二是明确刑事补偿属于国家救济性质,它不同于国家赔偿。赔偿责任应该由加害人承担,国家在穷尽一切社会救济手段之后仍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进行补偿,让被害人经济上能够得到自立,精神上能够得到抚慰。国家支付补偿金后,对犯罪人或者其他负赔偿责任的人享有代位追偿权。

三是刑事补偿应当以被害人没有严重的故意过错为条件,对于在犯罪中有严重故意过错的被害人,应当排除在补偿对象之外。

福建省漳浦县检察院 检察长 胡亚金

赋予被害人充分出庭发言权

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已涉及到被害人享有一定程度的出庭发言权,但实践中执行不到位。如我院2001年至今共提起公诉案件1519件1976人,有被害人的公诉案件1215件,而被害人出庭参与庭审仅有329件,仅占开庭案件的27.1%,且其中绝大部分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究其原因,被害人出庭的知情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致使被害人对起诉书指控的内容无从了解。即使被害人出庭,其发言权也常常得不到有效保障。表现在:一是法庭在庭审中没有设置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单独席位,被害人的陈述权、发问权、宣布、出示证据权、法庭辩论权时常被限制或剥夺。二是被害人的出庭发言权不完整,其证据效力被弱化。三是对被害人陈述权的规定与被告人不对等。被害人的要求并不能完全为公诉机关所包含,因此应加强保障被害人出庭发言权,这是程序参与原则的体现。

湖南省宁乡县检察院 检察长 谭剑辉

国家补偿被害人应以人为本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对于犯罪事实(包括犯罪人、犯罪性质、犯罪危害程度)尚未完全确定,被害人遭受侵害而导致生命存在危险或严重影响其身体健康,需要及时救治但经济困难的,公安司法机关应立即以支付救助金等形式予以救助,救助金可以在救助后从补偿基金中支取,并且救助金应在随后的国家补偿金或民事诉讼执行额中予以扣除。

有权申请国家补偿的被害人或死亡被害人的遗属应在规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向犯罪发生地或自己住所地的补偿机构提出申请。补偿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对被害人的资料、被害性质、程度、后遗症及种类、治疗费用、过错、是否获得损害补偿及数额等予以统计,并作出书面决定。

在构建良好的财产限制措施的前提下,补偿被害人后,补偿机构应就犯罪所导致损害的具体数额向犯罪人追偿。

山东省平邑县检察院 检察长 王正海

检察机关应当主动进行监督

1996年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是被害人在实践中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其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法律上并没有得到应有体现。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需要加强对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监督。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管辖问题往往在法院和公安机关之间产生推诿现象,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此,检察机关要进行适当的法律监督。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如果被害人放弃自诉权利,没有向有关机关提出控告,检察机关则不应积极介入,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以尊重被害人的意思自治为宜。

山东省栖霞市检察院 副检察长 李明生

精神损害赔偿亟待立法支持

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维护社会稳定、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精神损害赔偿是权利救济原则的必然要求。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愈来愈周密,法律对人的精神利益应更加重视。

二、附带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协调统一是我国法律体系一致性的基本需要。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但毕竟是民事诉讼,其诉讼过程和诉讼权利也应当受民事实体法的调整,因此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应同样适用。

三、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只允许被害人对物质损失提起诉讼,不能主张精神赔偿,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尚不足以抚慰,因此应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85号陇能家园B区 17号楼 电话:0931 - 8873473 / 8310998

邮箱:yl930331@163.com 传真:0931 - 8873477 / 8310998

Copyrights © 2022 版权所有 甘肃天释律师事务所 陇ICP备09002701号

0931 - 8873473 / 8310998

咨询服务热线

甘肃天释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Copyrights © 2022 版权所有

甘肃天释律师事务所 陇ICP备09002701号

设计制作 宏点网络